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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新教育？

首先，新教育当然是“新”教育，是相对于传统旧教育而言的“新的教育”。新教育的“新”有三个基本含义：一是作为名词的“新教育”之“新”，表示新教育的传承意义。二是作为形容词的“新”教育。是指我们的新教育，并不是历史上新教育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新”的教育实验和教育革新运动。三是作为动词的“新”教育。这个意义上的“新教育”，应该是创新、改革与革新意义上的“新”，用具有新教育自身鲜明特征的理念、课程、教材和方法，培养未来社会的栋梁之才。夸鸥对时器(网络校时工具)v3.1 绿色单文件版

第二，新教育也是“心”教育，是相对于以分数为主要导向的应试教育而言的“心灵的教育”。

第三，新教育更是“行”教育，是相对于坐而论道的“学院派”而言的、主张建设与行动的“行动教育”。

第四，新教育还是“幸”教育，是相对于当下的教育缺乏幸福、快乐而提出的“幸福的教育”。

第五，新教育也是“星”教育。对于新教育而言，这个“星”有三层意思：一是天上“星星”的星，是“擦星族”的“星”，表示新教育人像一群仰望星空的孩童，从不抱怨星星又旧又生锈，只是拿着抹布和水桶，一路踉跄，擦拭盖在星星之上的蒙蒙灰尘。二是明星的“星”。新教育就是民间教育的“星工场”，全力打造有教育梦想并一心逐梦的草根明星，她的能量就在于汇聚民间教育力量，发现一线教育的奇迹。三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新教育是“兴”教育，是给中国教育带来“兴旺”发展的教育。

新教育实验介绍

1、新教育实验作为“‘新教育’实验” 作为“‘新教育’实验”的“新教育”已不是新名词，百余年前现代教育萌发时期的“废科举、兴学堂”就开始应用了。1919年杜威来华后兴起欧美“新教育”之风，新中国成立后又掀起建设社会主义“新教育”大潮。但各个时期新教育话语中的“新”的内涵是不一样的，如果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教育”的对立面是封建科举教育的内容和形式，20世纪上半叶的“新教育”是在杜威及其中国弟子们推动下直接学习欧美特定意义上的“新教育”的内容和模式，以及新中国初期的“新教育”是相对于资产阶级和封建社会教育而言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新教育革命，那么，今天在21世纪初所倡言的“新教育”，就是针对长期以来教育内部形成的现实流弊特别是应试教育而掀起的一股教育创新思潮和行动。作为“‘新教育’实验”的“新教育”就是后面这一话语背景下的产物。这个“新”是在对当前教育发展的现实状况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进行分析之后建立起来的，它也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教育实践的不断发展而处于一种动态生成和丰富完善之中。这个“新”具有否定性、批判性和理想性。当然，这个“新”以及“美好”和“理想”都不是终极的，而是无止境的“新”与“好”或“善”。正如陶行知在《试验主义与新教育》中说：“大教育之真理无穷，能发明之则常新，不能发明之则常旧，有发明之力者虽旧必新；无发明之力者虽新必旧，故新教育之所以新，旧教育之所以旧，亦视其发明能力之如何耳。”“新教育实验”就是通过批判与重构，不断生成教育新质的创新行动。

2、新教育实验作为“新‘教育实验’” 在教育实验学上，“新‘教育实验’”从实验目的、实验方式和实验模式上显示了其独特性。其“新”体现在：第一，在实验目的上，它以改革创新为目的，针对教育的现实问题和发展趋势，以新的教育理论假说，或者曾经有过的教育思想、观点但未能变成现实的理论假说为出发点，在行动中探索出可能实现这一假说目标的措施和方法。它主要不是探明尚未明确的教育某一质或量的特征，不是对某两种或两种以上教育方案的决断或选择，也不是简单的推广、移植和再验证，而是一种不断改革创新的行动实践。它坚信“只要行动，就有收获”，强调在行动优先的价值取向基础上把“干了想”与“想了干”结合起来。因而在研究性、探索性与改革性及实践性之间，它更倾向于后者，也即它不是纯粹的科学实验，而是实践探索。第二，在实验方式上，“新‘教育实验’”采用自然主义或人文主义的实验方式。它不像理性主义或科学主义范式下的专注于客观事实的描述与分析，强调定量化的观察，确定因果关系，并形成一种超越时空和背景的理论知识体系；相反，它注重整体的、定性的信息，采用说明的方法，承认价值标准的约束，“详尽描述”教育探究的时间和背景，从而构建一种特殊的教育知识体系，如教育叙事实验成果、教育行动方案等。第三，在实验活动展开的模式上，“新‘教育实验’”充分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通过网络平台构建一个自觉的实验团队——新教育实验共同体，在这个无形的组织系统中，实验团队打破了地域、学校和人员的限制，形成一个既松散、开放但又具有高度联盟和思想凝聚力的教育实验实体。

3、以朱永新为代表的新教育共同体的教育行动。从实验主体来看，“新教育实验”就是以朱永新为代表的教育理想追寻者或教育追梦人的实践探索行动，这个“新”不妨说就是朱永新“永远常新”的“新”[2]。它不是自上而下的政策性主导的教育改革，也不是教育理论家们通过缜密的逻辑推演之后精心策划的教育数据与事实验证，而是一种自觉自发地对理想的教育或教育的理想认同之后的实际行动、实践探索和理想追求，是一种在不确定、开放性和无限性当中的实践创新。“新教育实验”最初产生于朱永新的一部教育著作《我的教育理想》，或者再早一点，它萌生于2000年夏朱永新在太湖之滨为创新教育笔会的老师们所作的题为“我心中的理想教师”的演讲，充满激情和诗意的演讲感动了会场的每一个人，随后整理出来的文章又引起教育界的强烈反响；后来，朱永新又先继写成理想的学校、理想的校长、理想的学生、理想的父母、理想的德育、理想的智育、理想的体育、理想的美育和理想的劳动技术教育等文章，它们唤醒了教师长期以来被平淡的应试教学生活所湮没的教育热情和美好理想，一时间在全国掀起一股教育理想旋风。然而，教育理想终归是理想，能否化作现实还有待实践。2002年，一批教育理想主义者凭着理想、激情对和对教育崇高的执着追求而开启了“新教育实验”追逐理想的实际行动。它是真正的具有民间性、草根性、田野性、行动性以及理想主义、乌托邦等特质。正是这些实验主体的特征，标明了新教育实验与其他专家、学者、学派或政府所主持或主导的教育实验项目或改革活动的质的差异。